中国民国谁画裸体艺术？
这个答案应该算是挺奇葩的吧 ---- 民国的时候，有两位画家都曾经画过一些人体油画和素描，但是他们都并非因为“人体”而出名的。 一位是徐悲鸿，他是现代绘画大师，他画的马是最著名的；另一位是蒋兆和，他是近现代人物、素描和大写意花鸟画大师，最出名的作品是《流民图》。 (注：这里没有列他们两的作品，是因为找不到他们的作品放上来……)
这两位都是成名于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的，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应该还没有“人体”这个题材——至少也是少有机会画人体。 再之前一代的画家，比如张大千、齐白石等，他们是传统的中国画家，是不太可能接触西方的人体写生和雕塑的(当然他们也未必想看这些)所以也不用谈什么“画裸体”了。
民国初年，北京有一个著名的“艺专”——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简称国学院，这所学校后来分裂成为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两个部分，后来分别又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 这个学校的美术系有一支非常有名的素描教学方阵，由李雄、葛琴芳（陆俨少的妻子）等人负责，他们要求学生人手一幅真人模特的速写或素描，因此当时这个学校里满墙壁都是人体模型和人体速写。 我外祖父就曾经在国学院上学，他后来留给了这个家一副珍贵的画，是他当年课堂作业的素描集扉页，上面有他的自画像和他所临摹的古代人物画。
至于外祖父为什么会留下这幅画，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学生们的课堂作业都要挂在学校展览大楼里面公开展示，以供同学们观摩评比，而他的这幅画被挂在那里一段时间之后，居然没有人指出任何问题，于是就被公认是佳品了。 不过据说这个学校里，有个别学生因为家庭贫困或遭逢乱世而没东西吃，就偷偷把食堂里的土豆给蒸熟了吃，结果被保安发现，赶了出去。
陈师曾《北京风俗图》
陈师曾虽然有留学日本的西画经历，但他对传统笔墨精神始终非常重视，认为“画有中西之分，至其工则一也”（《文人画之价值》），他在日本时就常常从东方审美的角度对中国画与西方美术进行比较，对“西洋画长于写实，中国画长于传神”（《中国画是进步的》）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难分高低。
陈师曾《北京风俗图》
1914年秋，时为教育部编审，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以后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美术学校的图画教员的陈师曾，对当时北京一些有特色的风俗人情颇感兴趣，先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北京风俗图》册，共十二段，画有《浴佛》、《育鸽》、《放蛛》、《乞巧》、《耍猴》、《放灯》、《放晦气》、《糊窗》、《鬻碑》、《鬻书》、《鬻画》、《演剧》等图，每幅都以诗为记，写出了北京人的情趣风俗。从题材上讲有市井风俗和文人趣味，但不论是反映哪种情况，陈师曾均没有一味追求“象其物宜”，而是“以精炼的笔法作粗写之笔，以精密的手法在处理形与神的问题中，采取传神写意的手法”（潘洁兹《谈陈衡恪的北京风俗图》），显示出这位文化人对北京风俗的玩味心态和欣赏情调。“如画乞巧，仅见一女子，但根据诗题就可以知道乞巧的所有过程；如画卖书，仅见卖书者，却让人联想到整个的琉璃厂；至于画糊窗，画面也只有糊窗，但从诗题中可以知道，北京人糊窗是防冷，以御将来的寒冷。”（潘洁兹《谈陈衡恪的北京风俗图》）陈师曾笔下的北京风土人情画，既有生活的真实，同时又不拘泥于真实，而是“写意式”的，它不仅表现了北京的人情风俗，同时也寄托了画家自己的生活感受与价值取向。
陈师曾《北京风俗图》
《北京风俗图》中比较有趣的是《鬻画》一开，描绘的应该是一位手执团扇，身着宽松长袍，头戴斗笠帽，胡须过胸的高士，坐在一圆木凳上，两腿交叉，一手夹烟，一手正画着一幅“鸳鸯戏水”图。他所坐的小屋中，挂满了自己的书画，地上书笺、笔砚、图章散落其间，一旁还有装好的团扇。小屋窗外，一女子在侍应顾客，顾客是一位手拄手杖，身着长衫的文人，正准备接过女子手中的画，但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物件。小屋右前方一老者，头戴礼帽，身着西装，双手交叉于胸前，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家。女子右前方，一戴帽穿衫的文人，手捧一卷纸（卷上有印章印记），在翘首以待。在众多的图象中还有一字条：“画扇例不讨价，多予可也，不嫌，敝帚千金，不嫌，千金敝帚。”款署：“西郊之居每有鬻画卖，自夸其言如此。或有嘲之者，以未免嗤之者有。庚戌夏孟师曾并记。”
陈师曾《北京风俗图》
从图中文字可以看出，这幅画乃是陈师曾描绘一位卖画鬻书者，并对自己的所画之人有所嘲弄和不以为然。陈师曾自己也是位画家，既然是卖画鬻书，为何还要嘲弄他人呢？这里显然有其思想渊源。陈师曾乃文人出身，是近代“文人画”主要倡导者。所谓文人画，就是以文人身份与趣味所画的画。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很多文人从他们所特有的价值观出发，对商品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指责和批判，并有意识地与商品经济保持距离。在此基础上，他们在文艺方面提出了“士气”和“逸品”之说，把是否表现出文人的“士”气和“逸”格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准则，而将那些带有商品气和匠人气的文艺称为“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