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收信？
“飞鸽传书”是古代人们传递信息的一种常见形式，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到了唐宋时期，城市里有贩卖信件的“书坊”；到了明清时期，邮驿通信已经相当发达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通信事业就停留在纸笔书信的阶段。实际上，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古人发明的传播信息的方法也越来越先进。
宋代时出现了“刻字报”，将文字刻在板上，用油刷直接刷出，这种工艺和现代的复印技术颇为类似。到元代的时候，人们又发明了“木版印刷”，把文字印在纸上，再用邮寄或传阅的方式送达目的地。
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人通过观察喜鹊、杜鹃等鸟类发现它们有“巢居”的特性，因此受到启发开始研究“鸟衔标”（一种用细竹竿作为信号装置），并用以传递信息。 后来，又有人改良了火枪的原理制成“喷筒火器”，可以发射小铁珠来击落敌人发出的信号弹，还可以作为远程通信工具——这就是最早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除了利用动物或者自然现象来传递信息外，古人还大量采用人工照明的方法来发送信号。 在宋代，民间就已经有了售卖“孔明灯”的小贩，这种灯可以用纸做成圆顶形状，内部点燃蜡烛后，产生的空气对流会使整个灯笼平稳地悬浮在空中。宋人赵师侠的词中就有关于“孔明灯”的描述：“薄暮冥冥宿空馆，更余风露侵衣冷。灯摇红，人静暗，一窗明月三间屋。” 明清时期，民间不但有售卖“孔明灯”的小贩，而且人们还在里面填写好信息之后，将它抛向空中，借助它的漂浮能力来完成信息的传递。至于收到信息的人，则要在夜晚点燃蜡烛，放在桌案上，静静地等待着它的到来。
现代生活越来越便利快捷，人们习惯了用更为迅捷的现代通讯工具沟通交流，书信似乎被人们渐渐淡化了。然而，古代交通、通讯不便，书信则是与远方交流的主要手段，因而古人把书信看的很重要、很神圣，不但在书写和投寄信件上有诸多讲究，收信更是有一整套礼仪，尤其是接旨收朝廷的书信，这些礼仪规矩更显得繁杂严肃。
古人书写和投寄书信的讲究。古人在写信时需使用专门的笔、墨、纸。在笔的使用上，必须用毛笔，古人称之为毫素、毫翰、乌粲等。《后汉书》中记载董承“与子玮及陈琳谋，刻玄璿钮玺，为帝辞汉帝告天子笺、檄书”，“笺”指的就是用素白小简写的文书（或以素帛写的短札）.
书写信件还需使用浓烟制的墨和以松烟制成的墨。纸是写信的载体，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前，古人写信多用“尺牍”，也称“尺素”、 “尺翰”、 “尺书”、“报书”、 “报翰”等。后来有了纸张，特别是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更加平整结实后，多用纸张写信，但也沿袭“尺牍”的叫法。
古人对寄信、寄物封口的“封泥”也十分讲究，要用很结实的丝绳勒住要封的东西，中间粘上融化的黄土，黄土未干时，还在土上加盖印玺，以防别人私拆。寄信物时，多用“青泥”，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中“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其中“家书”为青泥所封。古人不但在写信和寄信的物品上讲求规范，寄信或请人带信在言语上也有讲究。比如写信时，古人要称自己的信为“草草具呈”、“顿首百拜”、“不宣”等；称别人的信件时，往往用“手教”、“手书”、“华翰”、“台函”、“俪札”或“教言”等。
收信的礼仪规范。对一般的来信，古人要“拜手启封”，就是一边躬拜施礼，一边拆开信封。对于来信的保管，古人“礼无不腆”，对收到别人寄来的信件和物品珍重爱护。古时的书信为丝帛制成，书写时难免有破损，古人不但认真读信，还把字划过的地方也看仔细，以示对寄信人的尊重和爱惜。收到信后，为了防止破损，在保存时要用竹筐装着，称之为“缄竹”。
对皇帝“诏旨帖敕”的信，礼仪上讲究就更多了。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防止奸人伪造密诏，他御封几方印章，其中一方只有晋王李治（后来的唐高宗）和亲信掌玺大臣、太子侍卫将领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它存在的秘密，并掌管在晋王府中，专门用来作为晋王受诏的凭证。晋王接到密诏后，一定要先到晋王府，用“晋王之印”对照验封，确认无假，再拜奏太宗，方可遵旨行事。
收“诏”还要有“制书”和“制诏”为凭，否则不为“诏旨帖敕”，即使有“贴子”之状，也要“如不闻不睹”、“不奉诏”。据《明史》和《太祖实录》记载，有一次中书省接到一个密信，“贴子”状。其信称：皇上驾崩，朱棣要继位。朱允炆（皇太孙）接到后，以为确有其事，就命礼部验旨。而礼部在“制书”和“制诏”上验不出印玺，所以认为是假“诏”，就以“伪诏”论处，依法从重治办了“伪诏”传递者，并颁饬中外，以防奸人。朱棣后来听到这件事，十分感慨地说：“不法如允炆者，吾安能容之乎！”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明史·方孝孺传》记方孝孺为建文帝时朱允炆的辅佐大臣和首席顾问，朱棣打回京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