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书法好吗？
“文革”时，为了证明陈永贵在太行山做土改时的功绩，红卫兵曾把当年被陈永贵领导的土改队队员都召集起来做了调查。结果没有一个能说出陈永贵的业绩来。在山西昔阳县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说，陈永贵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昔阳文史资料》（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二辑）的《昔阳县人民对陈永贵的评价》，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昔阳干部和群众对其的评价： 1962年陈永贵到昔阳担任县委书记(后调离)以后，给这里带来一些混乱和损失，但主要是带来了许多严重的恶劣影响：一是使干部作风败坏。“一言堂”“家长制”成为官场上的新恶习；二是使党内生活极不活泼。“一言堂”、“一人说了算”使得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三是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产关系。如：大搞所谓“三同”，将群众与干部混在一起住，吃一锅饭，喝一缸水；随意占用土地和房屋；派性严重等等。四是坑害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五是在群众中制造了紧张空气，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当时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张彦斌因抵制陈永贵的“三同”而在昔阳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陈永贵等十颗钉子的反动帽子而被迫离开昔阳。这些事实在当时的各种报道中都未提及。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才公开说陈永贵是“从地里长出的一棵劳动英雄树”，而昔阳人自己则称之为“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陈永贵”。 陈永贵在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对北京的一些建筑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但多数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都未被采纳。对此他感到十分不满并多次向有关人员发泄。比如他说：北京的四合院很好嘛！为什么还要拆？四合院太复杂，不利于开展政治学习嘛！还说什么什么不好呢…… 在北京工作期间他还多次要回昔阳视察。为此，有关领导不得不改变路线，以昔阳为中心绕着走了一圈，没有去昔阳，而他则大骂别人不尊重他这个昔阳人。
后来陈永贵退休返晋，曾任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由于他一贯反对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政策，因此遭到党内、政界及社会各届人士的一致批判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