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封有收藏价值吗？
1984年，我家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拜年信”，是一纸短笺，发信人只有“涛”、“莉”两个字。 “涛”是当时我在北京某银行工作时的领导，“莉”是我的同事兼好友。 这封信的落款只写了“谨致以崇高的敬礼！”和发信日期 1984.2.13，没有其他任何个人信息。收信地址是我家当时住处的门牌号码。 因为没有署真实姓名和单位名称，这应该是一场匿名邮件的往来。
时隔三月后，又收到了第二封信。同样只有“涛”、“莉”二字，但多了一句问候：“春节快乐！” 这次信件的落款多了发信单位的公章，显示此信出自我工作过的单位。 同时，落款还多了两个签名，一个“刘炳坤”（我的直接领导）和一个“周德明”（银行负责人），两人均为当时的银行高级主管。
再过了四个月，我收到第三封信了，依然是“涛”、“莉”二字。 这封信没有落款，也没有发出单位和个人的署名信息。但内容却变长了不少，出现了完整的姓名和称谓——“敬爱的：‘刘炳坤’、‘周德明’、‘李忠辉’（我的同事）及亲爱的人们……” 同时，这封信对三个月前发给我的那两封信进行了回复，表示对我的关心，并祝我好运。
这三封信的来去，在时间上的巧合，以及内容上的暗含深意，让我一直对此颇感疑惑。 在我职业生涯中，只收到过这稀有的三封信。
最近突然想起这件事，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当年我和同事们收到的信，竟然是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和央企给“人民来信”的复函。这些复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3年5月发布，内容提及： 对于群众写给中央的领导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信，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常不能一一答复。为了便于群众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推动问题的解决，自今年起，凡群众来信，除个别涉及党、政、军关键性问题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等应直接立案查处的外，原则上均转有关部门和地方处理。
经过查询《人民日报》报道，了解到当年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是给“人民来信”复函的。 而民营企业家和文艺界人士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建议，则采用另一样的方式——由中央办公厅将信件交中直机关团委或直属机关党委办理。 这些信函最后都通过普通邮寄送达收报人手中，并在上面盖有“内部文件”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