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什么来书法？
《大观录》记载如下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秋，御制诗后附有和韵者二十余家。十七年春季正月，御题诗后又有和韵者四十多家。同年七月，又御题“王原祁万峰翠色卷”后，题为“王原祁万峰春早图歌，即景属题”。其后又有题咏二十几家。十八年春正月，御制《董其昌书禅定法偈跋尾》，题为“董其昌临古论”。后有和者十一家；三月又题董其昌草书千文轴曰：“此董公草书千文卷，昔年为《宝墨斋集帖》中第一卷也。今重加题识，仍归旧观。”题后和者六家；十一月又题董其昌书千文轴云：“董玄宰先生草书，在明季当推第一。所著画禅室随笔，亦多精语可传后世。……此轴乃董氏晚年之作，笔画清润而有锋颖，非庸夫俗子所能仿效。”题后和者有九人。十九年元旦御笔题董邦达墨竹长卷后，题为《董邦达墨竹歌》及《董邦达墨竹歌序》；二月再题董邦达墨竹卷，题语有云：“是卷以淡墨挥扫而成，气韵清超，笔墨简远。”三月再题王原祁山水册页十二开，题语有云：“此王孟津山水册十二帧，为余三十年来所未见，真神品也！”六月又题董邦达梅花册页二幅、牡丹一帧，题语中有谓：“余于董氏生平书画无所不窥，而于墨梅、牡丹两门尤所刻意追求，虽至老不倦焉”等语。御题后又有和者四家。此外尚有御制诗四首，系题宋人马远松石图、元人王蒙青卞隐居图、董源夏山图、李成雪江渔父图诸卷。
自上所述可见，乾隆帝于十八年至十九年间多次对董其昌作品加以题咏评述，而且每御题一次必有唱和之人相继和作。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书画鉴赏史上是比较罕见的。据研究，其原因大致有三条： 一、嘉庆、道光间内廷收藏书画甚富，其中不少是明、清名家手迹。这些作品的鉴定工作相当繁重，故须依靠当时一批具有鉴藏修养的文臣来完成。如永瑢、纪昀、梁国治等均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他们所留下的有关著录著作或题跋、记言、考证的文字，至今尚存于世。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他酷爱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并曾亲自撰写过许多鉴定方面的文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石渠宝笈》。这部著录图书共三十二辑，其中前十一辑系乾隆初年所编撰，约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前后；后二十二辑是嘉庆、道光时期所编撰，成书时间大约在中、后期之间(参见张宏生著《清代宫廷书画鉴藏研究》)。在这部巨著中，有不少关于董其昌及其作品的记叙。这些内容无疑是乾隆帝御批董其昌书画的基础。 二、董其昌是明代末年的大画家和书法家，他的绘画、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誉。入清以后，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极力提倡，更使这种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代的人评论说，“明兴以来文人画莫不闻董其昌而几于道”。因此，对于董氏的书画作品，当时就有一些人认为值得商榷了。这从清代中期一些人的言论里可以找到根据。于是乎，人们把眼光转移到乾隆朝的书画艺术品上来，以便发现新的珍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人开始怀疑董其昌在书画史上的地位是否真的那么崇高。这样，便产生了对董氏作品重新认识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董其昌热”的由来之一。 三、中国历代都有崇古贬今的思想方法，这种现象反映到书画领域中来，便是推崇晋唐，贬低赵宋以下的作品。这种情况直到明清时代都没有彻底改变。但到清代中期之后，由于学术思想的进步，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逐渐解放起来，因而形成了批评传统审美观念的风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董其昌作品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乎，原本视为珍品的东西被当作庸俗的玩意儿；而过去被人讥讽为“丑怪恶浊”的作品又被看作“纯妙绝伦”的美品了。这正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吧！
以上三条理由虽然不够充分，但是大致上还是可以说明这一现象的原因。由此看来，要理解乾隆帝对董其昌作品的反复题咏，必须联系到上述背景去进行分析才较为妥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一生曾多次书写董其昌的诗文墨迹，其中包括他幼年时所临摹过的董体字。这些作品流传于世的有好几件，其中有的是作为御用书画的藏品保存在内廷的档案库里，有的则是散落在民间。它们在当今市场上均有出现，值得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