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后，中国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饱受剥削和压迫的苦难。
首先是对外关系方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此后，英国侵略者一再发动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日本也通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割让领土、索取赔款。
这些条约极大地危害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使得我国丧失了对于相关领土主权的管辖权，为帝国主义掠夺了丰富的资源和财富。
其次是政治制度方面，19世纪中叶清廷“洋务派”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遏制外国侵扰，但终未成功。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权，虽然废除了帝制，创立了共和体制，但是没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政权更迭频繁。
国民党政权迁台以后实行党治和军政合一的体制，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但在经济上仍未能打破封建主义束缚，农业发展停滞，工业基础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走上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
怀月蓓优质答主中国古代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灿烂的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和深刻影响。“天朝上国”的观念并非仅仅出于天真的自大，也并非仅仅源于统治者的愚昧保守，它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16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开始落后于世界。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先后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完成了从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迈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农耕文明的差距日趋拉大，中华文明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
西方殖民者为了摆脱国内危机，不断向外侵略扩张，寻找新的市场，在全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其中，中国就是主要的受害国之一。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工业文明以暴力形式强势楔入中华文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逐渐走向解体。西方殖民者不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鼓吹“黄祸论”“黄种人劣种论”“中国贫弱论”，企图以此证明殖民侵略的合理性，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一些人士还以种族、血缘差异为理由，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东方古老的中国必然要被发展了的西方文明所战胜和吞没。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持自我否定态度的中国人也产生了“中国论”“亚洲观”等理论，认为中国历史是“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中国只能“等死”“速死”而不“可生”，中国是“天下之大贼”，中国人“尊王”“亲亲”而无“公德”等，公开否定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等。
中国和西方在文明发展上从“并驾齐驱”。到“你追我赶”，再到“望尘莫及”，这种位次的颠倒和严峻现实的出现，使中国人逐渐意识到与世界潮流的脱节和“落后挨打”的严酷事实，开始反思和自省。中国知识界对于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觉，是随着对世界的重新认识而逐渐得到修复和增强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抛弃天朝上国的迷梦，面对现实，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全盘西化”，中西方的冲突、融合和抗争，在“救亡图存”和“现代性”等命题下得到辩证统一。中国人越来越觉得，要“自强保种”“与西人并驾齐驱”，就必须从“三纲六纪”、“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中解放出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教、法制，接受“自由、平等等一切文明政俗”和“自强、自立、自由、进步”，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权，实现人的解放。他们提倡变革专制主义和人治，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鼓励“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唤醒沉睡之民族”。
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等东方古老国家的侵略行径和文化渗透，不仅没有达到其“化中国”和使“黄祸”转化为“黄福”的目的，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内在热情和外在动力。“民族觉醒的程度越高，则民族自决的要求也越高，文化自觉的程度越高，则文化自信的程度也越高。”在“保国、保种、保教”中，中国人对西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将“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与世界文化比较研究，肯定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与世界共鸣”的“普遍意义”和“世界性”的宝贵价值。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面对文化侵略和殖民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并非尽善尽美，而是有“吃人、兽性、物质化、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劣根性和“掠夺、杀戮、破坏、残贼、欺诈”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