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筑类的，主要靠当地的党委、政府重视，以及当地人民的支持。 比如河北正定临济寺的修复就是一个例子。临济宗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大派系之一，创始人是唐代僧人临济义玄。他的故居在河北省正定县临济镇，后人把他供奉的地方称为“临济寺”。这处寺庙的所在地原属日本净土宗，日本人把它命名为“极乐院”进行祭祀活动。1949年后，这里变成了国营农场。虽然寺庙被彻底拆毁了，但是土地还被国家所拥有并种植了水稻。
到了70年代，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时候，这处农场就处于景区的范围内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这座寺庙的命运，特意批示：“临济寺是我国古代著名禅师临济义玄的故居……应妥善保护好”。于是当地政府就重新修复了庙宇，还请了法师来住持。虽然这座寺庙经过了精心的维护和修补，但依然保持了它原来的风格，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唐朝的建筑样式。
又因为这里的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所以每年到这里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优美的景色，还可以参禅礼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至于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则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博物馆内，我们普通人很难有机会看到。
汲函蓓优质答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历经朝代的更迭和改元，社会秩序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交替中动荡不安，使许多文物遭到很大的破坏。因此，各个朝代对文物进行收藏和保护，甚至形成了独特的收藏文化。随着朝代的演进，社会文明和制度的改革，出现了越来越多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家收藏，和以文人雅士为代表的地方收藏。在收藏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派别，比如周密的《云烟过眼录》，顾复的《平生壮观》、吴升的《大观录》等。此外还衍生出了许多的收藏门类，有金石、拓本、字画、图书、泉币、玉器、铜器、象牙等收藏。自宋代以来，文人雅士收藏古器物和字画成为高雅生活的象征。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收藏专门知识的书籍，不仅对文物进行系统的著录存藏，更对文物进行鉴赏和点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等学科的诞生，收藏的定义和行为开始被新的学科思想所冲击。1912年起，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对历史和考古学兴趣大增，并将金石和铭刻从传统的收藏品中分离出来，纳入历史学和考古的研究范围。随着西方艺术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引入，收藏字画等艺术品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文人雅士附庸风雅的收藏逐渐演化成为艺术史的研究范畴之内并纳入艺术教育体系。虽然这些变化对中国传统的收藏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为现代的中国文物保护和收藏提供了新的契机，推动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在古代中国，文人雅士的收藏和著录对于文物来说至关重要。虽然皇家和文人是专门的收藏群体，但对文物著录和保护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自然和人文的各种现象、事物都在其著作的范畴之内。如宋代洪遵的《泉志》、洪适的《隶释·隶续》、黄伯思的《法帖考》、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秦汉时期的铜器铭文，乃至泉贝钱币、法帖、古画等各种收藏品都在其著录的范围中。文人著录为文物的流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许多著名的收藏和著录者被公认为“国宝功臣”。例如，南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在清代经毕沅、陆增庆、陈介祺等人收集、著录、传承并最终保存下来。再如，北宋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在南宋时佚失，明代著名收藏家孙寰、项元汴、王征明等通过收藏，并以临摹和著录的方式，保存了《考古图》的十之八九。
在20世纪，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与专门从事保管图书善本的图书馆一道，担负起保护、研 究和展示古代文物的重任，并沿袭古代中国收藏和著录的宝贵传统，对收藏文物进行系统编目和研究，为后世留下了200多种文物考古图录专书。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徐森玉、吴仲权、刘九庵等都曾经担任古物馆负责人。他们不仅负责管理，而且对大量文物进行著录编目和研究。如徐森玉先生组织编纂的《故宫日录》，著录了当时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古代字画珍品3084件，成为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字画发展的重要图籍。
在21世纪，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文物保护和文博工作体系的完善，文物收藏和著录工作被纳入更加规范和合理的制度中。收藏和著录的文物，不局限于艺术和观赏性范畴，成为对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专门性保护的重要措施。此外，在21世纪，除了政府主管部门和文博机构担负起收藏和著录文物的重任之外，中国近10年来，非国有博物馆异军突起，特别是非国有文物收藏专题性博物馆的健康发展，使个人收藏行为从私有的封闭模式逐渐朝着非国有博物馆的社会化模式发展，使非国有文物的收藏和著录行为也更加规范化和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