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隶书书法字帖？
1823年，时年四十三岁的何绍基应广东学政梁同书之约，为该学署所藏清代名家书法墨迹汇编《分隶偶存》一书题跋和作序。同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在给其父的信中谈到此事说“子贞（邓石如）先生之字今称绝代……余于篆、分诸体皆有所临习，而于八分最为致力” 并自陈“近拟汉《史晨》及《礼器》二碑，以资研究”。此外他还谈及自己对八分的认识时说“八分在汉则气象浑穆，在魏则法度严整，至晋唐而后工丽有余而气象法度渐失，故余于魏晋及唐人书，未尝用力也，盖欲从汉魏中求六朝气韵耳！然亦自多门户，必能参众家之长然后可”[5]，可见他当时正在努力尝试将汉魏六朝的笔意融入自己的隶书创作之中。
据张寅谈，1848年为庆祝他中得进士，何绍基曾为其刻了《临曹全碑》、《集王羲之圣教序》等六块方玉版，其中有一块隶书《兰亭诗》，此帖用笔以圆为主，结体宽博，点画之间多有牵丝相连，整体显得从容不迫而又气脉连贯，与《道因法师碑》颇为神似。
他的隶书风格基本定型应该是在咸丰四年(1854)左右。这主要缘于这一年他在北京拜见西泠印社创始人丁敬的弟子吴熙载。吴氏善真、行、草三书，尤精小篆，且对汉隶也有很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因此他对何绍基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何绍基后来在其自编年谱中追叙当年与吴熙载论书情景时写道： “予问‘汉碑为何体？’曰：‘体有方圆，书家谓之笔画、波磔者，方圆具焉，非有二体也。’又问：‘何谓用笔？’曰：‘笔方而法圆。’又问：‘如何法圆？’曰：‘指欲向前，而却笔；背笔向右而下，乃圆也。’” 正是吴熙载的精辟剖析使何绍基找到了汉隶用笔的根本，同时也为他以后突破传统，将篆籀笔法融入到隶书创作的思维方式上奠定了基础。
咸丰八年(1858)十月他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又向秦蕙田的门人、篆刻名家杨岘请教“临汉碑之法”以及有关篆刻方面的知识，杨氏认为“隶书最宜简练……至于运笔之妙，实始于篆、分，成于北碑”[6]，由此可以看出杨氏是主张以篆、分为基础来学习隶书的。但此时由于何绍基已经将篆、分融入到了自己的隶书创作当中，所以他在临汉碑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此前所学篆、分功夫的训练。
这一时期他写的隶书既有工整的小楷又有雄强的狂草，其代表作当推著名的楷书《王仁堪墓志铭册》和草书《杜少陵诗卷》。前者是他五十七岁时所书，用笔已臻化境，充分体现出他晚年在隶书创作上的独到之处——既讲究古拙厚重也不乏灵动飘逸；后者是他六十一岁时的作品，结体严谨而线条流畅，尤其是其中穿插着一些篆书的笔法和行书的结体方式，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脱俗的艺术气质。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他也开始尝试用金文入隶书创作，《临石鼓文》便是这一转变的典型代表之作，这件作品中的隶书基本上还是以篆籀笔法写就，只是在字形上略作调整，从而使其更贴近《石鼓文》的风格。
进入同治三年(1864)，六十出头的他开始转向行书和楷书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他这时临习的主要对象还是晋唐名家墨迹，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吸收颜真卿的一些笔法特点，不过此时的他依然没有完全放弃此前所学的篆、分技巧，只是将它们巧妙地融进了其他书体的练习当中而已。
何绍基在隶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变化轨迹是：先是以篆、分入手兼涉八分，后又在借鉴北朝碑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由博返约的创作思路与其在书法理论方面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