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陵瓷器有收藏价值吗？
收藏高陵陶瓷的爱好者不少，市场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的高陵县陶瓷。但说到其价值，就仁者见仁了。 先说其工艺性。高陵陶瓷属于绿釉陶器，是汉代常见的器物制作方法之一，从汉永始二年（公元前17年）的“宫中百戏图”上就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有了烧制陶器的陶炉。《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熹平五年正月，邺县石碑崩毁，去碑阴六尺，得文曰‘黄初元年’；又东阿王曹植《槐树赋》序云：‘黄初三年，余为太尉，营洛阳西北隅，筑宫，役卒数千人…’”这些文字记述了东汉末年烧造的青瓷的品质和产量都相当可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生产青花瓷器，而北方则主要烧制黄褐色的琉璃制品。隋唐五代时南方的青瓷继续发展，而北方的琉璃业却相对没落。
宋代以后，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都已经超越北方，但在文献中也出现了对北方瓷器的赞美之词，如元曲《陈抟高卧》第三折：“这盘子呵，却是秦越人治下的磁器。”明人张岱著《夜航船》中也有“磁器，北土所制。色暗黑，有花斑。”的记载，说明到了明代中晚期，河北磁州产的瓷器已经开始对外销售。 而现代学者在研究高陵县陶瓷时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北方最著名的烧制绿釉陶器的窑场，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地。并依据其制作工艺，将其归类到唐代河南府（今洛阳市西）窑、宋代汝窑、元代钧窑系统之中，认为它与这些名窑有很大关系。
再说其纹饰。高陵县陶瓷的纹样主要以植物纹饰为主，包括莲花、荷叶、牡丹等花卉，还有宝相花（莲花或荷花的花蕾）、团花、缠枝花等。其中莲荷纹是运用最多的装饰题材，这在其他时期的瓷器中也比较常见，如唐三彩和宋代吉州窑的瓷器上都有表现。另外，有的陶瓷还以动物纹作主题，如四兽首纹（四只神兽的形象分别对应着四个方向）。
至于那些造型独特且无实用价值的器件，则被现代专家归为“玩具类”，认为它们主要是供儿童玩耍的器物。虽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似乎也有些简单粗暴。毕竟，在现代社会中，玩具的定义早已超出了儿童的专属领域。
在唐代晚期的墓葬中，陕西关中地区和长安附近出土了一种黑釉贴花瓷。器物施釉很厚，釉色乌黑发亮，造型粗犷。贴花纹饰有折枝叶花、葡萄、团花和蔓草等等，造型以罐为最多，其次是枕。
该类黑釉贴花瓷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有大量出土与流散，并陆续发现有制作这类瓷器的窑场。如在陕西省东木县南陶村窑、礼泉县窑头村窑、泾阳县黄制村窑、河南省新安县等地都有发现或出土。
这类具有浓郁中亚风格装饰的唐末黑釉贴花瓷的产地究竟是河南还是陕西。国内一些古陶瓷学工作者意见不一，曾经在学术界、收藏界、古玩界引起争论。
1957年李知宴先生根据在泾阳县征集到的一批瓷标本（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特别是其中的一件瓷壶铭文与唐代长安金银器铭文形制相似，认为该壶与同出的黑釉贴花枕、黑釉托盆、白釉碗等是同一窑场烧成，他推定窑场应在泾阳，文中没有把泾阳窑场的生产年代、上限与下限推定说明。
后来陕北榆林地区又发现了黑釉贴花瓷，根据窑场的相对年代，榆林地区黑瓷可能晚于泾阳，也难以找出绝对年代。
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蓝田五里头窑场发掘中又发现了窑场的黑釉瓷片标本，同样难以断定其绝对年代。可见陕西的考古发现不能完全确定黑釉贴花瓷的生产年代、上限与下限问题。
从河南巩义黄冶窑等中晚唐时的瓷窑址出土物可知，河南巩义窑在唐中期已成功地烧造出唐三彩。
三彩的制作工艺对黑釉贴花瓷的装饰艺术产生影响十分自然，河南在生产黑釉瓷的同时，具备烧造黑釉瓷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洛阳唐墓中曾出土一批黑釉刻花瓷器，经与黄冶窑标本比对、拼对，证明黄冶窑烧造有黑釉瓷器。
据发掘材料表明，黄冶窑黑釉瓷的生产时间在8世纪，其下限可能达到五代时期。从黄冶窑出土物及洛阳唐墓出土器物可知，其黑釉瓷主要器为壶、盂、碗、杯等，与陕西的黑釉贴花瓷在品种上有所区别。
由此可见，陕西关中地区和长安附近以及陕北唐晚期墓葬出土的黑釉贴花瓷是陕西地区窑场烧制的可能性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