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多珠宝？
“古代”的概念太广泛了，以我现在的知识范围，只能说一说明朝的珠宝，其他地方的人不甚了解。 首先谈“多”，其实明代的珠宝首饰比起之前朝代确实不算多。这有明世宗朱厚熜的原因在。此人好道，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穿戴贵重首饰，所以明朝中前期还比较丰富的金银首饰，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就慢慢减少了。（但是明朝的宝石首饰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其次是谈“宝”，这里先谈大家最感兴趣的“宝石”。先说结论，明代的彩色宝石(红蓝宝，祖母绿等)来源主要是西域，其次南洋和缅甸；水晶主要来自江苏和云南；碧玺则主要来自于西方欧洲。
我们先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明宪宗朱见深”的成化年间的宝石首饰。 《大明会典》卷一一三载：“内库所贮首饰，有赤金累丝及攒金首饰。如钗、梳、篦、珥之类。有宝石装饰者。”可见成化时期的首饰是以贵金属为材质，以宝石为点缀的。不过这里的宝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看《成化宫词》中对宝石的记载： “西番莲托嵌珍珠，结就花篮佩玉宜。妆点一秋休吝惜，好将颜色助胭脂” 第一句中的“西番莲托嵌珍珠”中的“西番莲”指的是西方来的红宝石(Ruby)和蓝宝石(Sapphire)，而第二句中的“结就花篮佩玉宜”中的“玉”字，指的就是宝石中的高档货——彩色宝石。这些宝石一般呈块状或粒状，被打磨成莲花瓣，再镶嵌在金银制成的器物上。
除了红蓝宝石，还有祖母绿。 《大明会典》中记载的宝石还包括：猫睛石、紫晶石、青金石、砗磲贝等。虽然这些宝石中也有部分是产自中国境内的，但大部分还是来自外国。 例如李乐在《见闻杂记》中就记载了祖母绿的产地：“青金石出在西番(即阿富汗)。祖母绿出在地西番。二者皆作宝石。”
下面来说说大家不那么熟悉的矿石类宝石——碧玺。关于碧玺的产地，明人张应文有一首诗：《碧玺》： “一种瑛瑶色异新，称名误识作玻璃。 何须凿破安珠母，却使寻常有处所。 翠羽衣裳笼夜月，红霞帽子映朝暾。 只应鬼谷能知否，染作玄黄伴祖师。" 前两句说的是碧玺的颜色和质地，后面则是说明碧玺作为宝石的使用情况。碧玺在明代确实是作为宝石使用的。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各族人民不断总结珠宝玉石的鉴定方法，并结合其它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创造与实践，形成了中国独特而丰富的珠宝文化。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基本识玉方法有视觉、听觉、触觉、工具测试等。现代测试技术发展很快，先进的大型仪器不但能对常规鉴定项目进行准确测定，而且还能测定元素含量。
我国自古有玉石之邦之称谓，是世界上产玉大国之一，其分布之广，产量之大，品种之多，雕琢技术之高超，玉文化之博大精深，为世界各国所不及。玉石是中国特有产物，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这一称谓。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西方文化为“黄金文化”，其发展重点在金属方面，而东方文化为“玉石文化”，其发展重点在石质方面，故玉石具有丰富的东方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的象征。
中国玉文化的发展与国人的“和”德有关。“宁为玉碎”，“化干戈为玉帛”、“金石之交”、“金兰之友”等是国人崇尚玉德的写照，这种崇尚玉德之风从西周时开始形成，历代统治者都借助玉的道德观念进行统治。《荀子・法行》记载：“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邻以廉取，义也；其理自外，可以知中，智也……”此“五德”，汉时增加“勇、洁”两德成为“七德”。孔子还倡导“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使玉成为具有“比德”的象征物，是国人的行为规范。历代儒家把玉当成无恶不善，无瑕不瑜的“完美”的化身。因此国人不仅活着时佩玉，死后也要含玉。从周代开始形成一套“玉礼”，玉成了礼仪制度的象征。如周代“六器”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璋、玉璜，是祭祀天地四望山川和朝聘、丧祭等礼仪时的必备物品。玉又是权力的象征，如“大禹治水”、“武王伐纣”时手中所持有的权利之物就是玉，后又有“和氏璧”、“传国玉玺”等等。秦始皇死后，“以玉为襦，用珠玑，凫雁为饰品，葬于骊山”(《汉书》)。汉代诸侯王、大臣死后随葬玉衣玉饭含玉握，连牲祭祀也有玉面缀。唐宋时期是玉石普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时期，不仅在各种金银器上镶嵌和装饰玉雕饰物，而且在各种丝织品上，甚至在衣领、腰带、鞋袜上也镶嵌各种玉或玉雕。元明清是玉文化的昌盛时期，玉器种类繁多，工艺更加精致，达到了鼎盛。
玉的天然性、民族性、艺术性、社会性和商品性，使玉器具有收藏、保值、增值等优点，这在清代乾隆“八征三征”时征集来全国传世玉器即说明玉器具有很大的收藏潜力。如商代妇好玉虎，高18.3厘米，为商代晚期最大的一尊玉雕器皿。乾隆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数量都超过了历代。著名的有7000多斤重的“含山玉瑞”、860斤重的“渎山大玉海”、500斤重的九螭玉带。乾隆帝亲自撰写《御制玉器图》。现代台湾的翡翠产业已非常发达，玉器产品多销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台湾在世界玉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分额，从而促进了玉器的收藏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