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书法如何？
从“文革”初期起，康生的政治地位便如日中天了，他的那手“二王”字也“大有用武之地”了。 当时，中央办公厅要起草一份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康生说：“我有个办法，我找些草体写个稿子吧！”于是他就用秃笔写了一张二尺来长的草稿，交给秘书抄录。这张草稿后来被印成了“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并广为流传至今。 这个“草体”就是康生写的“二王”字。其特点是笔画粗、细、曲、直变化无常；点画大小、长短参差错落；结构或欹斜取势，或疏密穿插，或开阖变化，与晋唐书法的风度大相径庭（如图）。这个特点，正是康生而成为“丑书大师”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曾见过一个朋友收藏的康生的一件扇面小草书作品和两件大字行草的作品，其中一件是写给《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的信札。这几件作品，虽然都不满一尺见方，但笔法、结体的特征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他的这种风格的字体定型了，且已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了。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由于有毛泽东对康生书法艺术的肯定和赞许，康生的“二王”字在当时确实风靡一时，而且传布极广。据说全国至少有几十家出版社出版过康生字帖之类的书刊，这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了吧！
康生书法作品（三幅） 1965年秋前后，我在北京西山工作的时候，曾经向康生的一个贴身工作人员打听他是否收学生学书法呢？那位同志很坦率地告诉我：“没有呀！我看他没有时间教别人写字啊！"由此可知，在康生前半期的书法生涯中，是没有收什么学生的。不过，他在后半期的确收了几个学生。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的一个编辑。有一天，我们部的领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神秘地对我说：“老刘，现在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去完成，请你马上去康老的家里一趟。"我问是什么重要的任务这么急要我去办理？他说：“到了那里你自然就知道啦！"于是我马上赶到八宝山康老的住处去了。进了大门，穿过花园，就到了康老的住宅。只见门口站着两名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卫士，他们看到我来，就向我敬了一个礼后，请我进去。我走进门去，一位男卫士领我到东厢房的一间房子里坐下等候。不一会又有一个男卫士进来对我说：“康老是专门等您来的，请您跟我去吧！"于是我又跟着这位卫士往北走，绕过正房的拐角处来到一个小院。这个小院的西屋门前立着一个牌子写着“书法教室"四个大字。我跟在这位卫士身后进入室内一看，原来这是个只有十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室内靠墙摆着一排书桌，桌子上面都摆着各种砚台笔架等等文房四宝，中间是一个铺着墨垫的三尺来阔的讲台。再往里看可以看到北边墙上挂着宣纸制成的黑板。这时，一位身着灰色中山服、头发已经花白的中年男子迎了出来，亲切地问我说：“你就是小刘同志吗？欢迎你常到这里来玩玩。以后我就是你的老师了。我叫关锋。"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看来这是一对好朋友。随后他便给我讲了讲学习书法的基本要领，接着就让我在他的黑板上写几个字让他批改一下。我说我还不会写字哩，怎么写呀？他笑了笑说：“没关系，你就随便写吧！"我听了只好信口开河写了“为人民服务"六个字让这位老师批改。他看了看我的字迹说：“很好嘛！这就是‘基本'嘛！"我听了颇感奇怪就问：“什么叫’基本“呀？”他又笑着说：“就是基本的功底嘛！你的基本功很好么。以后咱们就可以练习提高水平的一些东西了。
其实，当时的所谓“师生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因为康生在晚年所招收的学生大多是些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这些人谁愿意天天来这里上课呀！所以，他们大都只是每周上两次课，也就是周末上午九时以前和下午五时半以后各上一次课罢了。而其余的时间则各自在屋里自行练习。不过，他们在这里倒是能经常见到康老大讲特讲一些毛主席诗词以及诸如《水浒》、《西游记》中的故事。有时他也给学生讲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基础知识等。这些内容对我倒很有帮助和指导意义，因而我也常在这里多呆一些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在练习时，恰好碰到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的李银桥在这里上课。李是我在北京军区当司务长时的首长兼好战友的儿子。我便趁此机会向他请教了一下有关书法方面的问题。没想到他却对我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想写好字，首先要学好字。如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能写好别人的字呢？”这句朴实中包含着丰富哲理的话使我受益非浅。因此我就把这句话铭记在心，作为自己今后学习和写作的座右铭。